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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理论是最好的

1999-07-07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诺斯拉特-佩塞施基安(NossratPeseschkian)博士1933年出生于波斯(现伊朗),1954年定居德国。早年他曾在德国、瑞士、美国等地接受心理治疗培训。1969开始在德国威斯巴登开设心理治疗诊所,开创积极心理治疗理论(PositivePsychothera?py),现为世界积极心理治疗协会的主席。

他的积极心理治疗以深入对18种不同文化概念的跨文化研究为基础,强调希望性、平衡性、整体性,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促使患者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认识自己,唤起患者自身成长的力量。

作为一名国际大师,他曾去65个国家讲学,在其中的21个国家建立了积极心理治疗中心。他的12种著作被译为22种文字(包括中文),其中《冒险一试的勇气——用于积极心理治疗的东方故事》(StoriesAndWisdomsasToolsinPositivePsychotherapy)一书多次再版(在德国再版了25次),深受心理学家与普通读者的欢迎。

1986年至今,诺斯拉特-佩塞施基安博士已5次来华。今年6月2、3两日,他在北京医科大学讲学,当他说到“我认为我的理论是最好的”时,台下掌声雷动。

问:作为积极心理治疗的创始人,你认为他与传统的心理治疗方法有什么不同?其鲜明特色是什么?

答:有这样半杯水,你可以做两种理解:一是这个杯子是半空的,一是这个杯子是半满的,我所谓积极的概念,就会说这个杯子是半满的,即给一切传统认为消极的事物、现象(比如抑郁、懒惰、神经性呕吐等等)赋予一种积极的解释。因为同样的症状用不同的解释就给患者不同的感觉,因此积极的解释在我的理论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积极心理治疗与传统心理治疗方法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一是研究对象与治疗目的不一样,传统心理治疗研究对象是疾病,治疗目的只是祛除疾病。积极心理治疗研究对象是作为整体的人,强调既要看到疾病更要看到你的潜能。通过积极心理治疗给患者树立起信心和希望,调动起其潜能,最终病被治好了,人也会变得更有力量。

二是积极心理治疗同样致力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因为那些几乎是单调重复发生的事情,恰恰持久地影响着我们对周围环境的体验与反应。我有一本书名字就叫做《日常生活中的心理治疗——化解冲突和自助》(PsychotherapyinEverydayLife),这本书教你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积极地沟通、表达、自助、增进交往能力并保持健康。

中国将PositivePsychotherapy译为积极心理治疗,从这一角度来看并不准确,因为它还包括积极的教育法、积极管理、积极的家庭生活方式等,因此译为积极心理调适方法更为恰当。

积极心理治疗的特殊之处,在于治疗过程中运用直觉与想象;运用故事作为治疗者与患者之间的媒介;强调激发患者的主观能动性,使患者最终成为环境的积极治疗者;快捷,需要5-6个疗程,远远少于其他方法。

问:那么说,积极心理治疗适用范围是否只局限于介于疾病与健康状态之间的心理病患者?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是否有效?

答:积极心理治疗是通过五个阶段来进行的,只要医生能与患者建立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就能逐渐启发患者自己去征服自己、克服疾病,所以也可用于精神分裂症患者。

问:目前的心理治疗界派别林立,你如何看待派别之间的隔离与差异,你认为积极心理治疗是否能够成为弥补这一差异的桥梁?

答:目前的心理治疗真是五花八门,仅德国就有50多种治疗模式,更为严酷的是,每个流派都在宣传自己排斥其他,派系之争犹如信仰之战。在实践中,许多学派相互矛盾,相互冲突,有各自强调的重点(如精神分析、个人心理学、实存分析心理学派分别将性欲、成就和意义作为冲突的重点),这就造成患者在选择就医时的无所适从。

积极心理治疗强调整体性,在对18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冲突模式研究之后,将冲突归纳为四个领域。

每一个人都具有四个方面,积极心理治疗注重四个方面的平衡,而不像其他学派只重视某一点,而偏废另外几点。积极心理治疗这一平衡的模式不仅与任何学派没有矛盾,而且适用于任何学派。

另外,在积极心理治疗的框架中,患者放弃自己的病人角色并且成为自己和自己的周围环境的治疗者,这一点对其他学派是一有益的补充。事实证明,当积极心理专家与其他学派专家合作的时候,总是能够为患者创造更好的康复机会和崭新的概念,使患者获得新的希望。

问:你的治疗方法基于一种跨文化研究,你能否解释一下跨文化概念以及在现实中如何得到运用?

答:正如萧伯纳所说,两个人各有一个苹果,互相交换之后,每个人仍只有一个苹果;可是,如果这两个人各有一个主意,互相交换以后,每个人将会有的两个主意。跨文化,就是要集合东西方文化的智慧,因为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哲学观,这些哲学观里都有些积极的而且是精华的东西,那么应该把每一个文化中的精华用来帮助病人解决问题。没有一种文化体系是完美无缺的,不同文化体系有着不同的行为标准(饮食习惯、睡眠习惯、家庭传统、风俗礼节等),所以各个文化体系之间应该相互学习、相互理解。

跨文化的概念引入对解决跨文化婚姻与成见问题、外籍工人问题、与其他文化体系的成员打交道时产生的问题、发展援助等问题尤其有效。

问:你的跨文化研究是否与你的经历有关?

答:确实与我的个人经历有关。我的理论是在西方的德国成熟的,但是承载这些果实的大树却植根在东方的波斯,那是我出生和度过青年时代的故乡。我从东方游历到西方,接触过许多种心理治疗方法,但每一种都各执一词。所以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普遍的、跨文化的模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东方的智慧、直觉思想与西方新的心理治疗方法结合起来,并对东方和西方人具有同样的意义。

我们的时代除了许多误解以外,还在满怀希望地追求多样性的统一。我非常喜欢歌德的下述诗句:谁要认识自己和他人,/在这里也就能明白:/东方和西方/已不再能分离。别人问我是哪国人的时候,我喜欢说自己是世界公民,因为世界大同是我的理想。

问:我的感觉就是,你是在给西方人讲东方的故事来治他们的病,你为什么不对西方人讲他们自己的故事呢?

答:我为什么要选择东方故事,从根本上来说并不重要,因为许多东方与西方的神话、寓言是同根的,主要是由于历史和政治的紧张关系,它们才开始逐步分开。

西方某些故事带有非常强烈的进犯性,讲人们如何勇敢、如何争斗,不像东方故事带有哲理性,很少有心理治疗的价值。东方故事具有戏谑的特点,近乎幻想、直觉和某些不近情理的特点,与现代工业社会的理性和技术型的故事显然不同。对于习惯于理性思维的西方人而言,东方故事可以启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想像力。东方故事有悠久的历史,充满了东方文化的神秘,将这些故事讲给西方人听,能够使他们知道在他们既定的生存空间之外还有其他的生活准则,也能让西方人联系西方的文化作一些借鉴。西方也有许多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伏尔泰等等,他们的思想与东方的文化之间存在着许多内在的、普遍的联系,都蕴涵着普遍的真理。

问:现在你的学说传到东方,如果给东方人讲他们熟悉的故事的话,他们会不会因为对之习以为常而功效不明显呢?

答:首先,在我的书中不完全是东方的故事。其次,在治疗东方患者的时候,除了要讲东方的故事以外,还需要运用西方的技术,所以东西方文化是相结合的。另外,东方的患者不一定知道或者了解所有东方的故事,尤其是现在许多年轻人并不知道古老的东方故事、寓言。

问:在你的书中引用了大量中国古代的故事、寓言,你能否谈谈你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答:中国的文化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整体文化,它能够把东西方文化的优势集合起来,是非常令人神往的。中国文化与积极心理治疗的整体性要求不谋而合。

中国人讲究食补,什么通肺明目,什么滋阴补阳——食品非常讲究,西方人的食品比较单一。中国人有许多独特的运动方式——太极拳、气功等。中国人也很重视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每个人都有工作而且失业率较低,这在全世界少有。中国人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家庭是交流的最佳场所,中国三代同堂的家庭很多,老人和孩子在一起的现象自然也很普遍。在西方,总是老人与老人在一起,年轻人与年轻人在一起,小孩与小孩在一起,很少看到代际间的交往。中国人喜欢未雨绸缪,老人早早就考虑自己的身后之事,为后代积攒财产。中国人富有乐观精神,中国许多格言的含义都是前途是光明的。中国人喜欢从辩证而又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从哲学的角度认为死是一种延续,这与最新的物理学研究成果如出一辙。

从积极心理治疗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是一种平衡的文化,是四个层面并重的文化。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很可能是导致世界团结、和平的一个很重要的模式。

问:此次来华你有什么具体的安排,今后你还要与中国心理学界进行哪些合作?

答:1986年我首次来华,并开始向中国的同行介绍这一学说,至今为止,我在中国已经培训了450个专业人员。此次来华,我将在北京、天津、上海三地讲学。今后与中国心理学界的合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中国建立三个推广积极心理治疗中心,分别设在北京医科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天津南开大学心理学会和上海复旦大学心理中心,以便在中国训练一批积极心理治疗的专家。二是我的12本专著,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4本,其余8本我仍要与该出版社合作。三是在教育电视台录制一个推广积极心理治疗的讲座。另外,我打算2002年在中国召开世界积极心理治疗研讨会。

问:能否用一句话总结你的理论?

答:积极心理治疗意味着:希望的原则、平衡的原则、整体的原则。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一筠女士,她流畅的翻译架起了笔者与心理学家之间沟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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